这个农场只有五百工人，但是种了几千亩地，因此工作强度非常大，从四月播种起，早出晚归，工
作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尤其到了收获的时候工作到了十六小时，甚至还多。这个忙碌一直要
到秋天收获结束。工人早出晚归，全年穿的油腻和布满窟窿的衣服，根本没有时间清洗。
由于天气寒冷，终年要穿棉袄，戴着狗皮帽。农场的劳保与大庆工人相同，每二年发一套棉服和单
服。但是由于成天与机器打交道，新发的衣服很快就变成满身油腻和窟窿。工人大部分都是部队转
业，年纪在三十到四十左右，看着他们戴着皮帽，穿着满身油腻和窟窿的棉服，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
草原，顶着蓝天的背景站着的时候，给人一种威风和悲壮的感觉。二零零零年我重访农场时时候，
时过境迁，农场已经变得完全变了样子，里面走的都是东北年轻的农工，无论经历和外貌都不能与
那些当年曾经驰骋疆场，出生入死的退伍军人相比了，历史已经翻过一页，将上一个时代吞没了，
在这里已经找不到他们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农场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事做了，这时候大家都坐在会议室中冬训，所谓冬训就是思想教育
和忆苦思甜。
那一年的冬训是由党委秘书徐仁芳主持的，我在丘德功那篇文章中对他有详细的描写：
“党委秘书徐仁芳山东人，部队转业。但是徐仁芳看起来不像一个军人，白净的脸，整齐的五官，
文秀沉静，说话也是文质彬彬的，更像一个文人。
其实一个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决定于读书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说起话来
却是一付鲁莽和无知，不同的只是由于有了博士学位讲起蠢话来更是不容置疑和更加自信了。而
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却显得内秀和很有涵养的人也到处可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徐仁芳就是其中
一个。虽然他的身份、职务、经历和当时的极左气氛使他也在阶级斗争烽火中冲锋陷阵，但是萧
杀的气氛仍然不能吞没他稳重的个性。另外徐仁芳可能由于自己没有受到很多教育，对有高等学
历的人有着一种天然的尊重。这种秉性在共产党的部分老干部中屡见不鲜，他们由于自己不能进
入和懂得所谓高深的学问，而表现出对知识殿堂和有学问的人的敬畏。反而这种对学问和有学问
人的敬重，在解放后大学生中爬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却无迹可寻了。”
徐仁芳主持的冬训非常不同凡响，他鼓励大家说话的民主作风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从枯燥的忆苦思
甜，学习毛选中解放出来了。结果有一个资格非常老的工人从人民日报中找到一篇社论“要注意劳逸
结合” 在会上念起来了，那篇社论以非常强烈的口气批评有些地方的领导没有很好的执行党的劳逸
结合政策。社论引起了所有工人的兴趣，很多工人发言指出我们春天播种到秋收的这几个月中，劳
动时间平均都在十六小时左右，劳动强度非常大，根本没有什么劳逸结合。他们的发言引起了队干
部和几个积极分子的反驳，这些人认为我们都是革命军人转业的，根本不应该谈什么劳逸结合，我
们应该发挥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强调劳逸结合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他们的发言
引起了大部分工人的反感，会议的结果形成了干部，积极分子和工人强烈的对立，双方争持不下，
连续辩论了几天，谁也不肯退让。
我每次开会就坐在角落里，听他们辩论。而且我认为我是反动学生，刚来农场的时候连参加政治
会议的权利都没有，现在能够参加会议了，已经是对我莫大的恩惠，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发言。
谁知道，那一天双方发言吵到白热化的时候，徐仁芳突然发现了坐在角落里的我，他突然说：“小
黄，你是大学生，你怎么认为这个问题？”
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叫我发言，我有点慌乱，而且变得口吃起来:
“我，......我， “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想最好是推出去，这个发言是个陷阱，搞得不好要出事情， 我终于说：
“我要想一想”
徐仁芳说：“好，你想一想，明天给我们发言，好不好？”。
这一个晚上，我在床上辗转翻覆，无法入眠。我觉得这个言我是不能发的，如果我帮工人，说队里
没有执行劳逸结合的党的政策，那么那些干部对工人没有办法，现在蹦出一只羊来，不正好是宰我
这只羊吓大家吗？如果我帮干部，我成天与工人在一起工作，现在我变成干部的马屁精，他们少许
给我做些手脚，我还能活下去吗？ 想来想去，我走投无路，怎么办呢？
一直到快天亮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思路，我觉得我如果这样讲，可能能过去，这两边都是悬崖万
丈，跌下去就没命，我要从两个悬崖中间的小道穿过去，这是唯一的办法。于是我决定了，我在会
上还是不发言为好，去时还躲在角落里，让徐仁芳看不到我，如果他忘记我了，或者不叫我发言，
那是最好，如果躲不过去，那么我就照我计划的腹稿发言。
第二天，我照计划坐到一个徐仁芳很难看到的死角上，因为这不是像那种开会的礼堂，而是一个大
房间，在大房间的四周墙壁旁，用木板和木杆在泥地上栽了一圈所谓凳子，这就是会场，主持会的
人坐在中间的一个桌子旁， 如果我坐到他背后的角落里，他不回头就看不到我，而且回头也不容易
看到我。
一开始很顺利，干部和工人在会场上大吵起来，双方相持不下，大家果然忘记我了，徐仁芳忙着平
衡两边的感情，似乎也忘掉我了，我正暗自庆幸的时候，徐仁芳叫起来了，小黄呢？怎么不见了，
我们不是说好你今天要发言的吗？整个会场肃静下来了，目光转向躲在角落里的我，我没有退路
了，只能说了。
我说：
“我是到这里来思想改造的反动学生，我一到这里来，就为这里的工人师傅的奋不顾身，不怕艰苦
的忘我劳动所深深感动，我以前在学校时读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但是从来没有看到
过，现在看到了，我想这不是真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是什么呢，而且他们不但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还特别善良，对我这个肩不能挑，手不能做的学生一点不嫌弃，耐心的教我，我想我们为
什么有这样好的工人师傅呢？当然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好干部了，由于他们带队带得好，才带出这
么一支好队伍。我只有一个意见，我们有这么好的工人师傅，他们一旦干起活来，都是不要命的，
都是忘我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可是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宝贵的财富啊，所以愈是这个时候，
干部愈是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强逼他们劳逸结合，不能让他们真正的死掉。”
我一说完，不等徐仁芳说话，工人都鼓起掌来了，我一眼看过去，邵兰新的脸没有板，好像很高兴
的，我知道我的发言通过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发言改变了我在农场的命运，不但以后工人对我
更好了，干部也对我不错，徐仁芳可能向农场党委书记茹作彬对我的发言做了不错的回报，我能感
觉到茹作彬路上碰到我时，看我的目光是和善的，友好的，甚至带着一种长者对年轻人的爱抚。人
们终于发现了我的笨的对面的智慧，我的不可救药的手笨，不会干活，使我活得很难，我的不会交
人差不多毁了我，但是我在另一方面的智慧又是那么奇特，总是在悬崖的边上救了我，这可能正是
我整个命运大起大落的内在原因。
以后农场干部和工人以后都一直对我很好，我在离开农场调到大庆工作时，差不多家家工人都要请
我吃饭，我根本无法排过来，当我面对在物资极度贫乏的农场能做出那样丰富的饭菜时，我总是热
泪盈眶，八年在一起的漫长岁月啊，多少难忘的记忆，工人们用他们力所能及的力量做出这顿饭菜
来，来为我辞行，来为我的未来祝福，每当我诅咒中国时，我想起他们，就感到难过，他们才是我
爱的中国和中国人，可是我到哪里再能找到他们呢？
从那天起，农场接受了我不会干活的事实，我总是被派去干最轻的活，看场院， 看鱼池，甚至与
工人家属在一起干活。当然我最长的时间是帮助车启轲师傅管理场院。下面就是我要讲的 “中国
苦难石崖中挤压出來的铁汉车启轲”。
